在這所有著「小麻省理工」之稱的學院，學生從一次次的專案中明白；真實世界沒有正確答案，要勇於嘗試、不怕挑戰。
創立於一八六五年的伍斯特理工學院（Wor- 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, WPI）是全美第三古老的理工大學，有「小麻省理工學院」之稱，也是全球少數採用全專題式學習（Project-Based Learning, PBL）的大學。這所古老的學院，五十年前從傳統的授課模式，逐步演進成能讓全校五千名學生、所有科目都採用PBL做法的大型學校。
WPI的學生畢業前，需完成三項與外界合作的專案，其中一個要與國外的企業或非營利組織進行，因此 WPI 在全球三十個國家，成立四十四個專案中心，其中一個就位於台灣。珍妮佛·陸德芙（Jennifer Rudolph）正是WPI東亞專案中心的主持人，杜雯華則是東亞專案中心的聯席主持人，曾多次主持位於亞洲的跨域專案，以及二○二二年第一次的台灣專案，這次邀請到兩位富有經驗的專案主持人，和《親子天下》分享她們對專題式學習的看法，以下是專訪精華：
Q1 什麼原因讓 WPI 決定從傳統教法，轉向PBL專題式學習？
陸：一九六○年代，校內很多人表示不滿意當時的教法。當時工業發展快速，一切欣欣向榮，大家覺得理工的知識要能用於社會，給人類帶來便利和改變，傳統的授課只是黑板上的知識。學校一開始請各學院的領導人提出方案，但很快發現這些跟過去的方法大同小異，要徹底打破框架，需要第一線在教學的老師們提出想法，幾經修正，終於在一九七〇年代，提出PBL plan，把所有科目，包含人文學科，都改為PBL專題導向模式，從那時實行至今。
為了讓全校順利採用PBL，我們不用學期制，而是以七週為單位，每門課都可以在七週完成一個段落。此外，大三時，會有一個出國進行的專案，由不同科系的學生跨域組隊，和國外的企業一起完成，試著用科技滿足人類的需求，學會真實世界的合作與溝通。
在我們學校沒有不及格（編按：有些大學為使同一班級學生的分數能有高低之分，會讓倒數三〇%或一定比例的學生不及格），也從不限制學生要先修特定課程才能聽另一門課，畢竟真實世界並不會限制你超前學習。我們試著用專案以及種種配套設計，讓學生明白，很多事情沒有正確答案，要運用已知，面對未知，敢於試新的路徑，不怕挑戰自己，才是真實世界最需要的。
Q2 怎麼用PBL教科目知識呢？
陸：以我教的歷史科為例，我會規劃一個七週能完成的項目，讓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。我曾跟學生討論過專家政治（編按：政府由各領域的專家擔任決策者，而非民選代表），讓學生以畫作的方式呈現他們對專家政治的理解，並對比民選代表，作優劣比較的討論。理工學生一開始都會比較傾向專家政治，但當我們討論到非民選可能帶來的專制，例如中國的例子，學生會開始反思看似理性的選擇，可能有潛在的缺陷，當他懂得看一體的兩面，他的思想會變得有層次，這就是我們想看到的。他不需要記得我們討論過的案例，只要帶走這樣的思維，就對他的未來很有幫助了。
來到伍斯特學院之前，我也是用傳統方式教課，這裡顛覆了我的教法，七週為單位的設計，讓我可以拋掉無意義的地毯式資訊移轉，聚焦在「我要帶給學生什麼」的教學設計，用心想我要讓學生帶走什麼？為了給他們這些，我該安排什麼活動？這種做法打破了既有框架，讓我可以盡情創造、與時俱進，不斷更新教學的方式。
Q3 在你看來，PBL會帶給學生哪些好的影響？
杜：最重要的是，學生會深刻知道「真實世界沒有標準答案」，沒有絕對的對錯，就不怕犯錯，而是把每一次經驗都當成幫助自己更靠近解方的歷程。其次，是學會團隊合作，清楚知道團隊是「動態」的，專案合作方的需求是會「變」的，每個人都要跟上腳步，而不是抱怨改變。第三，是懂得面對混亂，善於規劃，理出順序，不怕不確定性，能在有限時間內把東西做出來。
陸：七週的時間，前三週是最混亂的，到第四週、第五週，學生通常已經摸出門路，知道怎麼把想法釐清，該怎麼進行下一步，等他第七週完成任務，你會看出來，他已經不是七週前的那個人了，他在這個短跑學會的東西，又能帶進下一個短跑中。學生每走出一個專案，都像經歷一場洗禮。
Q4 對學生來說，使用PBL最大的挑戰是什麼？
陸：大多是軟實力的挑戰，像是面對不確定性，還有如何調整自己跟不同人合作。以大三出國和海外企業合作的專案為例，學生在專案中要完成校內指定的任務，也要完成企業端的任務，兩邊的任務可能互相衝突，學生會遇到撞牆期，但要靠自己摸索出解方，這就跟真實職場一樣，當不同主管對你的要求不同，你要如何為自己跟各方溝通？這種磨練是許多學生感到辛苦的。
Q5 為什麼覺得國外的經驗很重要，而要求學生出國做專案？
杜：推學生離開舒適圈！當他們進到陌生的環境，看見別人思考、行動的準則跟自己不同，才會意識到世界上的事並非只有一種做法，即使像工程、科學，這類看似全球標準一致的事，各國的做法也不同。例如，有一組學生，在台灣專案中和生物醫療機構做研究，才發現因為保險體制的不同，美國跟台灣在同一研究的做法完全迥異，文化、制度、習慣等都會影響人的行為，科技如果要服務不同人的需求，就需要對人跟世界有所了解，除了理解造成差異的原因，也要學會如何跟不同文化的人合作。
陸：我們對學生的成長，有很清楚的期許，我們希望他們成為能在真實世界結合科技與人文，為人類社會帶來改變的人，在這樣的哲學下，PBL是我們實現的途徑，但並不是複製PBL的教法，就能複製這套哲學。想給學生帶來改變，就要釐清我們想帶給學生什麼改變？希望學生如何看待這個世界、怎麼看待他學到的東西？帶著這樣心態設計的教學，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。
珍妮佛·陸德芙（Jennifer Rudolph）華盛頓大學歷史博士，伍斯特理工學院教授、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夥伴。（圖片提供｜Jennifer Rudolph）
杜雯華（Wen-Hua Du）威斯康辛大學教育博士，伍斯特理工學院助理教授。（圖片提供｜Wen-Hua Du）
文章來源：親子天下